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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I研究动态 2019年5月(总第八期)

发布时间:2019-06-19

  5月21日,由中国银行新疆分行和哈萨克中国银行联合主办的“中哈双边本币跨境使用推介会”在新疆伊犁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举行。在当天的大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简称“IMI”)联合霍尔果斯市政府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挂牌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霍尔果斯跨境金融实验室”。

  大金融思想沙龙第120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二级研究员万明主讲“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全球大合流”

  5月7日,大金融思想沙龙(第120期)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所二级研究员万明围绕“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全球大合流”展开了主题演讲。内容包括对白银货币化概念和发展阶段的解读,本港台开奖网址,明代白银货币化过程的考察,中国与全球的互动,并提出白银货币化是近代的开启,同时促进了中国与全球的互动,中国参与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初步建构的结论。

  大金融思想沙龙第121期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张成思教授主讲“现代金融学的历史演进逻辑”

  5月7日下午,大金融思想沙龙(第121期)举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成思以“现代金融学的历史演进逻辑”为题发表演讲。出席会议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赵万里教授,包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IMF原经济学家华而诚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院长黄隽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宋玮副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程庚黎、刘红伟等。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助理王芳教授主持。

  5月1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联合主办的“货币金融圆桌会议·2019 春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闭门研讨会”顺利举行。本次会议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董安生,IMI学术委员、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IMI学术委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刘青松,IMI学术委员、大连商品交易所原总经理冯博,IMI学术委员、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卫东,IMI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杨涛, IMI特约研究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陈启清,IMI特约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IMI特约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教授、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苏治,IMI特约研究员、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首席专家智库秘书长、长江养老保险首席经济学家俞平康,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朱太辉,以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庄毓敏、副院长赵锡军、院长助理王芳,IMI所长张杰、副所长涂永红,IMI研究员高惺惟、李新、林楠、刘陈杰、刘红伟、田昕明、杨潇、景麟德等专家学者以及先进企业的代表出席会议并参与研讨。

  大金融思想沙龙第122期 中国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办公厅主任肖远企主讲“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格局和启示”

  5月18日,中国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兼办公厅主任肖远企做客“大金融思想沙龙”总第122期,就“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格局和启示”主题发表演讲。肖远企分析了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格局,梳理了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的推动因素,并对未来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欧专家齐聚IMI,共同研讨“中欧关系的长期政策:贸易、投资与金融合作”

  5月23日,“中欧关系的长期政策: 贸易、投资与金融合作”圆桌会议于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与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联合主办,跨境金融50人论坛(CBF50)与德国中央合作银行 (DZ BANK) 协办。欧洲稳定机制经济和金融委员会主席、欧元集团工作组主席Hans Vijlbrief,欧洲稳定机制管理委员会委员、秘书长KalinAnevJanse,欧洲稳定机制融资和投资者关系主管Siegfried Ruhl,欧盟驻华代表团经济与金融处处长Giovanni Garcea,世界银行可持续发展项目负责人Bekele Debele,德国中央合作银行全球高级行政人员主管Frank Scheidig,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 Bill Block,荷兰驻华大使馆经济部主任Elske Smith,OMFIF欧洲项目经理Ellie Groves,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原司长、中国驻IMF原执行董事张之骧,西班牙对外银行研究部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夏乐,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钟红出席会议并参与研讨。会议由IMI学术委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中国驻IMF原执行董事魏本华主持。

  伦敦时间2019年5月7日上午11点,IMI联席所长、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浙大ZIBS)贲圣林到访英国著名金融出版公司——中央银行业务出版社(Central Banking Publications),并与其签订合作备忘录,开启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海外战略合作的重要篇章。

  潘功胜撰文指出,“一带一路”将会打造中国与世界开放互通的新格局;外汇管理改革为“一带一路”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国家外汇管理局稳中求进继续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陈雨露在致辞中指出,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开放,是当前理论界、金融业界和政策制定部门非常关注的重大课题。习总书记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相互促进的重要关系,为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全面深化金融改革、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推动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

  郭树清认为,当前国内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从过去发散状态转向了收敛。我们处置风险都是比较主动的,以自我革命的方法去处置,不是等到发生危机时才去处置化解。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提升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在对外开放上,我们不会停顿,更不会倒退,金融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

  盛松成指出,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总体上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对中国弊大于利。汇率如跌破关键点位,可能对市场信心带来较大冲击,加大资本外流压力,甚至有可能在未来的中美经贸谈判中“授人以柄”使问题更复杂,导致贸易摩擦升级。因此需保持定力、增强耐力,勇于攻坚克难。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让市场在客观、理性的基础上合理配置资源。

  刘元春认为,坚持以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利用好改革开放以来奠定的雄厚基础,落实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把握好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就将长期存在。

  曹彤提出,推动银行转型升级、发展新型金融工具、构建信息金融生态是金融科技赋能均衡发展与创新的有效路径。

  陈卫东认为,我国金融改革开放,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开放格局需要的。所以,需要全面提升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增强金融开放后的监管技术水平,利用金融开放推动“一带一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等重点战略实施。

  鄂志寰借鉴亚洲主要经济体的经验,提出中国债券市场国际化需要依托稳定的经济基本面和持续优化的债市结构;还需相应提高风险管控能力,以应对资本自由流动下的外部冲击。

  汪昌云指出,文化产业在近些年的发展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但是与到2020年实现文化产业增值占GDP5%以及将文化产业定位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目标相比,现在金融在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上显然还不够。汪昌云从如何赋予文化企业金融资产属性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

  杨涛指出,理解开放银行理论变革,需要充分把握制度、战略、数据、技术、业务、平台、客户以及责任八个视角的问题。

  张杰从内部金融市场视角,讲述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总结研究中国问题,需要见微知著、返璞归真,因为一个国家经济成败的秘笈往往隐藏在其经济结构和经济生活的细部。

  周月秋表示,对于作为我国融资体系主体的商业银行,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主动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金融需求变化,从而银行业在信贷体制、地方债承销和投资、客户理财方面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金融服务。

  曲凤杰看来,未来,中国还要在制度、规则等更深层面扩大开放,如更加注重制度型开放,更加注重双向开放,更加注重包容性开放,更加注重绿色和可持续,更加注重机制性合作。

  王卫认为,香港应当继续扮演世界性的商贸和金融中心;澳门保持作为世界级的博彩和娱乐相关的休闲天堂;深圳则要成为世界级的科创中心和互补香港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广州则要进一步发展成为关键性的区域商贸中心城市;珠海和中山可以发展为地区性、与澳门互补的商业中心;而其他的GBA城市则可以成为高端制造业基地。

  边卫红等作者在《中国金融》撰文指出,我们应该第一,建议组建LIBOR替代应对小组,统筹推进,制定应对方案;第二,金融机构积极跟进,做好内外部协调;第三,借鉴国际经验,稳步推进人民币基准利率体系建设。

  王剑通过分析金融整顿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以及货币增速下滑对消费的影响,得出最后的结论,金融严监管对消费肯定是有不利影响的。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否认的是,金融严监管是一条痛苦而正确的路。

  张瑜认为,根据产业发展及产业链布局状况进行综合判断,美、德、中三国在不同战略性产业的竞争合作关系不同,可大致分为四类:自然垄断性强、我国虽有一定基础但仍面临较强竞争需求的产业,差异化程度高、存在合作空间的产业,发展阶段及竞争优势存在互补性、有合作空间的产业,进入门槛较高、中国产业相对落后且发展面临较大挑战的产业。

  周文渊分析发现纵观全球准备金率水平,当前11%的准备金率依然明显高于主流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这是由于国内经济和金融体制转型过程中,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控数量和价格工具目前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存款准备金制度是数量调控的主要工具,它承担的功能较其他国家更为多元,法定准备金率水平也明显高于其他主流国家。未来中国的准备金率有继续下调的空间。

  彭俞超、李俊成认为,应当打造立体化金融服务体系,坚持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为“一带一路”建设筑牢金融支撑。

  陶然认为,真正的改革一定要是让集体土地能够打破地方政府的垄断,进入住宅用地的市场。集体土地建设住房进入租赁市场后,能够给大量的流动人口和应届毕业生提供低价宜居的租赁公寓,同时又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冲击不会太大,因此这个改革会有比较大的意义。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金融状态和货币政策范式转变的DSGE模型,为分析金融状态变化和货币政策反应规则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和证据。

  本课题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理论和实践经验,定量研究不同口径广义信贷缺口(及其组成部分)与主要宏观经济金融指标的关联关系和因果关系,并由此确定,我国的广义信贷应包括国内各类非金融部门的债务融资工具。

  本文通过构造货币状况指数,对货币周期和资产定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不同行业的资产定价对货币周期的敏感性问题。

  本文以中国135家商业银行2012-2017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金融科技的发展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金融科技的运用对商业银行风险的作用及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在该背景下受影响的异质性。

  研究所长期聚焦国际金融、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金融科技、财富管理、金融监管、地方金融等领域,定期举办高层次系列论坛或讲座,形成了《人民币国际化报告》《金融机构国际化报告》《中国财富管理报告》《金融科技二十讲》等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和政策影响力的产品。

  2016年,研究所入围《中国智库大数据报告》影响力榜单列高校智库第4位,并在“中国经济类研究机构市场价值排行榜(2016)”中名列第3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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